本文转载自“文物之声”，原文标题《技术革命下的当代博物馆》。
2019年7月22日，国际博协执委会第139次会议通过了拟提交国际博协京都大会讨论表决的博物馆新定义建议稿：博物馆是用来进行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辨对话的空间，具有民主性、包容性与多元性。博物馆承认并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为社会保管艺术品和标本，为子孙后代保护多样的记忆，保障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获取遗产的权利。博物馆并非为了盈利，它们具有可参与性和透明度，与各种社区展开积极合作，通过共同收藏、保管、研究、阐释和展示，增进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旨在为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全球平等和地球福祉做出贡献。
如果表决通过，这将是自2004年博物馆现行定义发布以来的一次重要修订，而这种修订理应反映和适应新世纪以来国际博物馆事业的最新发展成果和趋势。遗憾的是，该建议稿似乎并未充分满足这种期待。因为过去二十年，国际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大趋势，无疑是当代信息技术对博物馆的革命性或颠覆性改变。
回顾历史可知，人类社会共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它们都对博物馆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次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机械技术革命，它与启蒙运动一起，推动了近代博物馆理念的诞生和博物馆的兴起；第二次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电力技术革命，它与全球化一起，推动了传统博物馆类型的普及和完善；第三次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它与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一起，正在重塑和改变博物馆的形态及关联。
技术本来就是博物馆理论中的重要角色，它属于支撑博物馆学科的方法论领域；技术更是博物馆实务中的重要角色，一直在藏品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各环节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而在当代，信息技术给博物馆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改变是前所未有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博物馆的形态，重塑着博物馆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可以大致把当代信息技术对博物馆发展的影响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90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记忆”项目为开端的数字博物馆（或称博物馆数字化）阶段，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广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二是2007年以“欧洲虚拟博物馆”为标志的虚拟博物馆（使脱离实体的博物馆成为可能）阶段，得到了“谷歌艺术计划”大力推广，我国以敦煌、故宫为代表的文博单位也是自发响应者；三是2014年以中国6家博物馆开展试点为标志的智慧博物馆（博物馆形态与关联关系全面智慧化）阶段，今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次列入“智慧博物馆关键技术研发和示范”更是必将对国内外智慧博物馆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效应。
在现今第三阶段博物馆似乎正在由必要的实体“场所”转变为可能的虚拟“空间”（国际博协新定义建议稿也用了“空间”概念）。博物馆收藏、展示的对象正在由传统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等生命有限、终将消亡的“本体”转变为这些本体所承载的有机延续、变相永生的“信息”（危险在于从本体中提取、保护、传承的信息是否完整、真实、准确）。
博物馆观众的角色正在由被动、自发的“固定套餐”式的体验者、学习者转变为主动、自觉的“自由点菜”式的享受者、主导者……
应该说，中国博物馆学者一直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趋势。2001年，王宏钧主编的国家文物局教材《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增加了“博物馆信息化”专章，包括数据库建设和通用网络平台、标准化和文物知识工程、博物馆建筑智能化、数值化博物馆四节。2003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数字化专业委员会成立，成为推动中国博物馆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2008年，苏东海先生发表了《博物馆，博物馆学：警惕技术主义》一文，他提出：“我们不要低估技术革命的意义，但是也不要过高估计技术的意义。如果发展到技术崇拜，形成了技术主义，技术的危害就产生了。技术膨胀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文化的边缘化、文化价值的旁落，所以必须警惕技术主义的泛滥”，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博物馆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人文关切。
国际博物馆界当然也高度重视新技术与博物馆的融合趋势。从2011年起，美国新媒体联盟出版的《地平线报告》专设了博物馆版，围绕新兴技术在博物馆实践的关键趋势和重要挑战展开讨论，重点突出这些新技术与博物馆教育和诠释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许多应用案例。国际博协将2018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确定为“超级链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旨在鼓励博物馆界通过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与社会的沟通渠道、吸引更多人关注博物馆、走进博物馆，从而更好地实现博物馆在当今社会的重要价值。
毫无疑问，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已经无一例外地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当然也包括博物馆界和博物馆学。博物馆学，作为一种随着博物馆活动或博物馆现象演变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专门研究领域，在关注技术发展的同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边界也正随着技术变革而发生改变。互联网时代博物馆信息系统架构、新媒体语境下博物馆信息传播方法、大数据视角下的博物馆藏品信息登录、基于物联网的藏品保管保护技术、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对于陈列展览手段的革新、由人工智能参与的博物馆观众行为分析等等都将成为技术革命下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除了这些实践性、应用性的课题之外，走向更深层次，我们还需要关注博物馆技术应用的伦理和职业道德问题，以及新技术对于博物馆传统业务流程的重构，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和业务流程标准都将在技术革命下发生改变和突破。传统的博物馆学在研究领域的构成一般分为理论博物馆学、应用博物馆学和博物馆管理学，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多归入应用一类。但是，在技术革命下，新时代博物馆学者对于技术的研究必将突破应用的范畴。当前，伴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研究基于技术发展重构管理手段的交叉学科“管理信息系统”（MIS） 和专注于信息应用伦理、规范网络行为的“信息伦理学”逐渐形成。在博物馆学领域，研究技术发展，也必将由单纯对于技术应用的研究，走向对于管理和理论层面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说，“技术博物馆学”已经呼之欲出。
革命性或颠覆性的新技术究竟会给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带来哪些更广更深的改变，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给出答案，而这种改变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期待、参与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博物馆的形态可以变，博物馆的关联关系可以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博物馆的宗旨仍应是保护和传承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彩环境；而我们博物馆人的态度应该是：立足这一点，“以不变应万变”。
作者：段勇、李晨
编辑：何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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